今年上半年，我國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呈現出活力較強、增長較快、支撐作用提升的發展態勢。同時，面臨如何優化提升發展質量、更快填補傳統產業下滑空缺和消除不當激勵破壞持續發展的壓力。為此，近期仍需采取投資刺激等擴張性需求政策，以拉動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長期看，必須從整體利益或長期關注的角度深化改革，切實解決“制度性”障礙，以更加精準的政策措施助推產業發展。
　　
　　一、發展現狀
　　
　　（一）產業發展呈現“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穩中有憂”的態勢
　　
　　今年1～5月，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1.5％，增速比上月加快1.8個百分點，比規模以上工業快5.5個百分點，比2015年高技術產業10.2％的增速快1.3個百分點，呈現出“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同期。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也較快，同比增長13.6％，比全部投資增速快4個百分點，但低于2015年高技術產業17％的投資增速。   
　　
　　新動能、新產品、新服務快速成長。其中，5月財智BBD中國新經濟指數（NEI）達到30.1.較4月微升0.1個百分點，與2015年8月的第三高值持平；工業機器人、智能手機、集成電路等保持10％以上的增速，新能源汽車增長92.9％：網上零售額增長27.7％。
　　
　　（二）互聯網及其相關技術加速滲透并深刻影響著產業發展模式
　　
　　以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核心技術為支撐的互聯網及其相關技術，正不斷向經濟社會全面滲透，進而改變產業發展的廣度、深度和融合度。目前，互聯網創新發展正經歷著從解決“信息不對稱”，到解決“效率不對稱”，再到解決“智慧不對稱”的發展歷程：經歷著從產生“信息盈余”，到產生“服務盈余”，再到通過跨終端的“云腦”（個人助理和專業助理）在線提供快速、精準、專屬的數據分析、決策支持、備選方案。從而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強勁動力，也為進一步增長和跨越式發展提供了難得的重大機遇。
　　
　　（三）政策保障助推產業發展并著力解決創新能力提升的“痛點”
　　
　　今年以來，多項新的重大改革舉措陸續出臺并付諸實施，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國務院關于印發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的通知》《國務院關于深化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的通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員制度的若干意見》等，不僅體現出“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這一理念，而且體現出從戰略、戰術層面加大設計和布局的系統部署。這些政策舉措，既緊緊圍繞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重視對產業發展、創新能力提升中的重大瓶頸、現實痛點問題的解決。以改革釋放創新活力、培育新興產業，又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科技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雙輪驅動，大力培育發展新動能。
　　
　　二、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投資增速的相對下滑可能成為制約未來發展的關鍵
　　
　　從發展實踐看，部分領域市場環境趨緊，投資增速與往年相比持續下滑。從財智BBD中國新經濟指數（NEI）的資本投入指數看，5月為29％，處于歷史次低位。原因在于，一方面，出口訂單受全球市場需求疲軟和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的影響，企業對增加投資、擴大產能持謹慎態度：另一方面，內銷訂單則受市場短期內相對飽和萎縮、競爭加劇后價格下跌的影響，投資回報率不斷走低。同時，部分國內高技術制造企業出現倒閉破產和對外轉移的趨勢。   
　　
　　上半年，因拖欠供貨商貨款，全球最大的手機金屬外殼OEM加工商珠海及成通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告倒閉：受國內成本不斷高速上漲的影響，富士康有意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投資100億美元建設專為蘋果代工的工廠，并計劃在2020年之前在印度建設10～12座工廠。一些國內艱難維持的企業，因面臨利潤下滑壓力，發展信心逐步喪失，不愿繼續加大產業投資力度。
　　
　　上述情況，從正面看，有助于產業競爭，部分經營管理、技術創新能力不強的企業被淘汰，效率高、利潤好、競爭力強的企業可以存活下來。從而逐步實現產業發展由大到強的轉型升級。
　　
　　從負面看，短期內會帶來大量工作崗位的流失，而且有可能傳導到上游供應商，使整個產業鏈條產生動蕩。從長期看，將不可避免的出現產業發展格局的較大變化，產生更多的競爭對手，可能對未來高技術制造業的快速發展帶來較強的壓力。這些負面影響值得高度關注和思考。
　　
　　此外，外資企業出于對我國商業發展環境和經濟發展形勢趨緩的擔憂，也在逐步放緩對我國投資的步伐。根據中國歐盟商會發布的年度企業信心調查顯示，只有47％的歐洲企業打算擴大在華業務（去年的比例為56％，2013年為86％）。同時，41％的歐洲企業正重新評估在華情況，并計劃通過裁員等方式削減成本。
　　
　　（二）“有形之手”加劇部分產業領域的波動
　　
　　從部分行業領域的發展實踐看，政府“有形之手”因缺乏對產業發展內在規律的把握，某種程度上加劇了部分產業領域的波動。特別是地方政府對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大量補貼和優惠，支持的往往是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傳統制造環節。結果從勞動生產率角度看，高技術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沒有明顯提升：從產品價值鏈的角度看，技術含量高的核心環節投入份額仍較低，難以實現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的產出并對市場機制產生最小的擾動效果。
　　
　　如，2016年，工信部公布的《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推薦目錄》（第一批）、《汽車動力蓄電池行業規范條件》企業目錄第三批。都不同程度上體現出政府部門對不同電池技術路線的選擇。這種補貼政策不可避免地帶來權力尋租和脫離實際需求的“拔苗助長”現象，以及企業騙補等弊端。
　　
　　再如，在機器人領域，2016年已有77個地方政府發布了鼓勵機器人的政策。但是，地方政府簡單的招商引資政策、補貼政策，對于產生具備“影響力”的龍頭企業以及形成自我成長的能力效果不大，使簡單拼湊、投機性企業的“一窩蜂”涌入，導致一定程度的低端產能過剩、泡沫化發展，從而加劇了產業的周期性波動。
　　
　　（三）政策從出臺到落地存在“腸梗阻”  
　　
　　從目前出臺的政策文件看，部門政策的政績化傾向明顯，很多政策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以文件落實文件，缺乏對產業發展規律認識等問題。
　　
　　從政策的制定看，“做什么”的描述性工作較多，“怎么做”、“誰來做”的操作性工作較少。如，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為縮短創新產品進入市場的周期，在2015年發布了一個關于加速癌癥藥物臨床批文（IND）的試點項目。由于實行的具體內容和開展時間安排仍有待進行進一步明晰，使政策的施行和影響程度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從政策執行上看，部分政策措施與復雜商業模式的實踐發展相脫節，造成很多政策無法在實際中操作實施。如，根據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要求，近一年高新技術產品（服務）收入占企業同期總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對于這一條，大多數互聯網企業，特別是文化創意領域的互聯網企業認為，其商業模式常常采用所謂的“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買單”，即其收入并非通過依靠知識產權獲取高技術產品（服務）的傳統鏈條模式獲得。同時，企業為獲得稅收優惠政策需要向稅務機關報送《企業所得稅優惠事項備案表》和高新技術企業資格證書，其中，年度高新技術產品（服務）及對應收入資料作為留存備查資料。為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認定要求和獲得稅收優惠，企業需要在組織設計上專門為此付出成本，以符合認定要求并避免扣上偷漏稅的帽子。因此，企業普遍認為，部分政策的制定和落實中，要考慮新業態、“互聯網+”下的新發展模式，避免一刀切。  
　　
　　（四）現有管理體系掣肘互聯網創新發展
　　
　　互聯網與各行業的融合發展正在成為不可阻擋的發展潮流。目前，互聯網相關技術在政府、企業和社會的應用中往往受到傳統體制機制的制約。因此，如何調整現有管理體系，如何適合互聯網創新發展中新業務、新模式的要求，需要在下一步的政策實踐中認真思考。如，很多資金扶持或獎勵項目申請的前置條件較多，而且還體現出對知名度的盲目崇拜，即更多關注企業規模、院士推薦而非研發實力。這些都造成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很難獲得創新資金扶持。
　　
　　三、政策建議
　　
　　在產業發展面臨周期性放緩和結構性轉型的雙重壓力時，“要改革”已成為社會共識和當前產業發展的必選項。因此，在短期內，仍需要基于擴大產能的投資刺激等擴張性需求政策拉動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盡管邊際效果可能不盡如人意：從長期看，必須從整體利益或長期關注的角度作出安排，解決“制度性”障礙，以更加精準的政策措施助推產業發展。
　　
　　（一）以新理念破解投資下滑
　　
　　一是鼓勵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同等條件下，鼓勵包括投資補助、基金注資、擔保補貼、貸款貼息等方式的政府投資優先向PPP項目傾斜。加大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等政府引導基金，支持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力度，以合理的項目回報率、市場化手段吸引社會資本參與重點領域建設、開展專業化投資，充分發揮投資對產業發展的支撐作用。二是加強孵化器、眾創空間等公共產品的供給。繼續推進市場準入制度的改革，高度重視企業綜合運營成本的降低，進一步清理、規范涉企收費并高度關注全面推行營改增可能導致的金融行業稅負水平上升而向其他市場主體轉移的潛在影響。同時，考慮繼續縮短數字化技術的軟、硬件及所有設備的折舊年限，助推社會資本加快融入產業發展。三是鼓勵企業充分利用好《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2015年版）》，拓寬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的融資渠道。短期內，銀監會要通過放松銀行機構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貸款的考核標準，積極引導信貸最終流向國家重點扶持的相關領域。探索通過實體資產證券化、信貸資產證券化等措施提高資產流動性。開發適合高技術企業需求特點的融資產品，以解決融資難的頑癥。四是通過“事后補貼”鼓勵終端用戶采用、政府采購等方式擴大相關高技術產品的市場，防止“事前補貼”方式導致的騙補、監管不力等問題。同時，推動市場競爭和技術進步，實現從需求端助推產業投資和產業發展。五是加快發展科技保險、重大技術裝備保險，以及信用保證保險。化解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風險，推進融資模式和征信機制創新，助推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二）以“互聯網+”助推放管服   
　　
　　一是學會從利益相關者角度思考問題：同時，充分運用信息化手段確保相關主體的認知參與、行為參與和情感參與，給予相關主體充分的利益訴求空間。以便形成開放、協商的科學決策體系和“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二是要充分利用互聯網思維、技術和資源重新優化配置行政資源，大力推行“互聯網+政務服務”。打通信息壁壘，實現部門間數據共享，進一步優化跨部門的業務協同體系，優化運行流程、提升運作效率、完善政務服務能力。三是搭建“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資源服務平臺”。通過相關行業數據的采集、延伸、挖掘，構建一體化在線服務平臺，打破傳統政務數據依照部門條塊分割分布存儲使用接入的模式，實現后端的“平臺（管理平臺+服務平臺+業務平臺）共享”與前端的“多層面個性化需求”的有效對接，以便更好地感知產業發展態勢、輔助科學決策。
　　
　　（三）以模式創新提升政府扶持資金效能   
　　
　　一是避免行政化定項目、分資金的方式，避免陷入以現有規模、地位論英雄的誤區。應選擇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讓真正有創新能力的企業更多受益。例如，“可以探索搞揭榜掛帥，把需要的關鍵核心技術項目張出榜來，英雄不論出處。誰有本事誰就揭榜。”二是政府部門通過補貼等措施對產業前沿技術發展方向進行引導，應尊重技術創新的一般規律，即，選擇市場拉動的廣泛跟蹤（類似風險投資）的模式，扶持重點領域所有類別的相關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而不是代替企業去選擇、確定具體的技術方向：直到前景風險降到可容忍水平且資源能力有效提升后，才會選擇大規模投入。三是根據產業所處的發展階段，采取有所區別的補貼策略。在發展起步階段，通過扶持，補貼企業產能成本，給產業帶來高利潤的吸引力。進而釋放潛在產能：在產業擴張后，通過研發專用性補助以及嚴格的資金監管制度，將產業技術進步落實到行業的研發型企業中。
　　
　　（四）以分享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轉化  
　　
　　利用共享經濟理念，借鑒分享經濟模式，建立包括認證檢測等在內的產業和創新公共服務分享平臺，支持合作性的虛擬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對接眾多沒有能力或意愿購買包括檢測試驗設備的中小企業：另一方面，對接擁有國家認證實驗室的大學、科研院所，使科研基礎設施可以更高效地服務市場主體，實現不同區域、不同領域、不同組織之間的跨界創新合作，助推科技成果轉化。